时值1997年盛夏，仍然沉浸在香港回归胜利喜悦中的我们在海淀图书城的昊海楼初次见到这部煌煌巨著。在几位相关专业硕士生的再三恳求下，售货员勉强同意我们翻阅其中的一本，并叮嘱“千万不要留下手印”。得到“恩准”自不敢怠慢，我们如捧珍玩一般兴奋地翻开了扉页……
桌前的台历在紧张忙碌中很快翻到了1998年6月，为准备一篇论文，我在中国音乐资料馆又一次见到了这位老朋友。如果说一年前与它的邂逅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光彩耀人、气宇非凡的话，这一次较为系统的研读则使我沉醉于其中，乐而忘返——在这时已出版的十卷（8册）中，《湖北卷》当是其中最引人注目、最具代表性的一卷。
湖北作为一个文物大省，保存了足以让人惊叹的大批音乐文物。历史上“湖广熟，天下足”的美誉告诉人们这是一块生生不息、充满勃勃生机的热土；作为东周时期的楚国故地，历朝历代设郡、道、路、省管辖的重地，又提醒今天的学者，这里拥有不容忽视的人文背景，莽莽长江滚滚而来汤汤而去，一阔楚天被拦腰而为南北两半。这个重要的自然地理事实又在暗示人们，荆楚大地上，与江北直接联系的中原文化、与江南唇齿相依的吴越文化、溯江而上的巴文化都必然在这块活跃的土地上留下各自辉煌的烙印。事实上，史前时期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在这里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文明之光，从那时起至封建社会的没落，我们民族的先人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了不尽的荣耀。
面对这样一个纷繁的背景，肩负这样一种凝重的责任，《湖北卷》编纂者的担子可想而知。笔者在这里且用“全面、翔实、深入、精致”来概括它的特点。
言其全面。
就时间而言，全书纵贯上下4500年，囊括了史前时期到明清几乎每个朝代的相关文物。
就空间而言，全书收录了荆楚大地上10余市、8个地区、70余县的700余件文物。
从乐器类型来看，近30种不同类别的乐器几乎包括了古代乐器中的所有类型。
从收录范围来看，《湖北卷》不仅重视收录乐器实物，而且还通过高质量的图片，精细地再现了织锦、石刻、绘画、乐俑等遗存传达给我们的数千年前的音乐信息。
另外，湖北卷提供的大量音乐文物与测量数据都是首发，为音乐史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新资料。如鄂州七里界四号砖墓出土的三国后期青瓷卧箜篌乐俑，就是填补史阙的珍品。
言其翔实。
全书在每一件文物后，都醒目地列出了所属时代与现今藏地，使之年有断限，索有出处，文物的规格数据，多以表格分部位表达，使之详而不繁，简而有要。
考古资料一栏明确记录了文物出土时间、地点、发现经过、共存物、历史背景、文化属性、器主、现状等情况，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极其宝贵、相对全面的资料。使古乐器的研究更科学、直观地与考古学相联系。
音乐性能的描述与测音数据都是时任执行副总主编的音乐考古学家王子初先生（现任《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总主编）遍访全省，亲奏乐器，用专业仪器采集数据，采用科学的实验室手段分析而来，保证了全书的核心部分具有可靠的价值。外国同行对此也给予了高度评价。澳大利亚大学远东历史系巴纳德教授在他的一篇学术论文中比较了对同一乐器的几套检测数据后认为：“王子初先生的数据是最可信赖的。”
各条目均附有大量参考文献，列出有关器物首见于何处的发掘报告以及有关著述，使进一步了解、研究该文物的文献检索工作有了明确的方向。正所谓“以襞绩之勤，免去了读者的翻检之劳。”
言其深入。
但凡了解中国文化的人，一般都知道70年代末湖北隋县出土曾侯乙编钟时举世惊叹的盛况。但正如近月之星，同出的其他乐器则较少为世人所知，因此《湖北卷》在乐器、图像两章中详尽介绍有关文物外，还单列一章“曾侯乙墓专辑”。由于它几乎全部是第一手资料且图文并举，称得上是目前最权威的曾侯乙墓音乐文物资料总集。专辑分列16节，除分节详细介绍各件乐器外，对曾侯乙编钟更细致地从钟架、编钟的形制、铸造、音响到挂钟的构件、悬钟方式、组合演奏都作了详尽的介绍。对编磬甚至进行了音高的推定以及磬的复原工作的介绍。专辑之后还附有到截稿时为止拥有有关研究的重要文献目录。值得一提的是，附录中专列《曾侯乙墓钟、磬铭文释文与考释》，所有铭文尽收其中。为避免排版中古文字的缺错，全文都是由作者古文字学家裘锡圭、李家浩二先生披阅三校，许多不能排制的古文字皆由他们亲笔写就。此文虽不过万余言，据介绍却也“历三月，凡八校”。
言其精致。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以图片振领提纲，因此对图版的要求也自然极高。文物摄影非同一般图片，由于湖北省博物馆的密切配合，《湖北卷》各种器物的图版大都十分精美，钟壁饕餮的青黝，磬面彩凤的赭褐，虎座鸟架的朱紫，青铜挫痕，石器斑驳，瓷釉光晕，木质髹漆，纤毫毕现，桀然可观。不仅如此，承接出版任务的大象出版社还组织了最好的设计编辑人员，对设计、印刷、装帧各个步骤务求其精。正是这许多方面的结合，一部气势恢宏，光彩耀人的《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得以展现在世人面前。
事实上，不论是全面、翔实还是深入、精致，在全书的各个部分中这些特点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只有环环相扣，有机结合，各件文物才在文字与图片、数据的描绘中跃然纸上，并鲜明地体现出其“音乐文物”的特质。那么，这样一项复杂、艰巨的工程是怎样提出，又是怎样得以实施的呢？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是在老一辈音乐家吕骥和著名考古学家夏鼐的倡导下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共同发起的。1986年批准为国家七五重点社科项目，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承办，音乐学家黄翔鹏为总主编，王子初为执行主编，汇集了全国数以百计的音乐学、考古学、历史学方面专家指导或参与编纂工作，他们中既有苏秉琦、谢辰生、阴法鲁、李纯一、王世襄等造诣精深的老一辈学者，也有冯光生、项阳、方建军等大批学有所成的中青年专家。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乔建中所长也始终关注着这个项目的进展。他们普查文物的足迹几乎遍及每一个文博单位，对所收录的绝大多数文物作了实地考察，测录了第一手形制数据及音响学资料，拍摄了数万张图片，经过10年努力，这一部实际上可称之为“中国音乐文物集成”的巨著才得以完成，这是中国音乐学界和考古学界的一件大事。
是的，只有这样一套实力雄厚的班子才能与这样的宏篇巨著相称，也只有洒下如此的汗水《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才真正成为中国音乐考古学的第一部重典。继一期工程之后，二期工程已被批准为国家九五社科重点工程，正如黄翔鹏先生在“前言”中所说，这是一套可与中国音乐四大集成并称姊妹篇的中国音乐文物集成。但，较之四大集成，它仍有其独特的优势。“它是在一批具有较高知识结构的专家学者的始终参与下进行的。从资料收集到文字撰稿，从器物测量到音响测定，从图片拍摄到线描绘图，甚至从版式设计中的字型字号、图版位置，无不是在音乐史考古学的专业人员直接参与下进行的。”
如果说正是这样一批学人共同构成了这个令人钦佩的集体，那么总主编王子初先生自始至终都称得上是这个项目的得以运转的“发动机”。从确立编撰体例、撰写第一个文物条目起，到申请全部出版资金，从国家文物局到各县市文博机构，始终主持着项目的王先生事无巨细，层层把关，正是有这样一个核心力量，《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才得以艰难地起步，扎实地前进。《湖北卷》作为《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的首卷，才能够向读者展现这部巨著的风采，成为后来者努力的标杆。
天行健，君子以厚德载物；地厚坤，君子以自强不息。继承着中华民族传统的精神，这部体现华夏民族雄伟气势的宏篇巨著，必将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面对这部著作，我们为您喝彩！我们为您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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